唐诗宋词元曲各(锦集4篇)

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为元代儒客文人智慧精髓，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 杂剧，宋代以滑稽搞笑为特点的一种表演形式，元代发展成戏曲形式。每本以四折为主，在开头或折间另加楔子，每折用同宫调同韵的北曲套曲和宾白组成。如关汉卿的《窦娥。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唐诗宋词元曲各(锦集4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唐诗宋词元曲各1

　　题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两座巍峨的高山——唐诗与宋词。唐诗宋词，并列对举，各尽其美，各臻其盛，同样闻名海内外。但有不少读者似乎对宋词有一些误解，认为多写男女之情，似乎”诗言志，词言情“。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常见的《宋词三百首》收录的大多是”婉约派“的词，晏几道父子，周邦彦，吴文英，甚至李清照等作品占据了大部分，而苏轼，辛弃疾，陈亮，刘克庄等豪放派的词少。今天主要说一些宋词的起源和流派以及发展的简要历史，梳理脉络。

　　词这种文学体裁，大约出现于隋代，原是当时兴起的以汉族民间音乐为基础、糅合少数民族以及外来音乐而形成的新声“燕乐”（“燕”通“宴”，在宴会上演出，故而得名）的歌词。由于所配合的音乐比以前的“雅乐”与“清乐”更优美动听，文学结构也比其他诗歌体裁更繁复精巧，故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诗人和音乐家参与创作。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终于在宋代达到了巅峰：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视野不断开阔，创作技巧不断变新，像地下伏流终出峡谷，一泻千里。

　　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北宋初年的稳定环境为休生养息奠定了基础，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恢复和发展，社会日渐繁荣。这时候的市民阶层已大部分在满足口腹之欲后，有了新的精神方面的追求，他们和早已得利的士大夫阶层一样，对于文学有了新的要求。由于这两个阶层的艺术主旨并不一致，所以在北宋初年的词作上也表现得大相径庭。

　　最初的时候，几乎是士大夫们的词作一统天下，并在宋仁宗时期达到了巅峰。代表人物有晏殊，欧阳修，他们都官至宰辅。他们的词作主要反映的是士大夫阶层悠闲自得的生活和流连美景伤感时序的情怀：词作大都词笔清丽，气度悠闲，言情缠绵而不轻薄，达意明白而不发露，词风近南唐冯延巳。晏殊的幼子晏几道也擅长小令，与其父并称“二晏”。由于其个人经历门庭衰落，从锦衣玉食的贵公子降到寒士，经历了人世沧桑，故其词高华之中深寓悲凉。虽然论时代他已经在北宋末年。但词风依然是晏殊，欧阳修之流派。

　　随着时间的流逝，市井平民中的词人也开始不断涌现，直到出现了一个自称“白衣卿相”的柳永。柳永一生漂泊，沉沦下寮，较为接近底层人民，所作多描绘市井风光，传写坊曲欢爱，抒发羁旅情怀，内容比晏、欧词丰富，语言也俚俗家常，颇为符合市民阶层的口味。柳永精通音律，长期混迹于秦楼楚馆，与民间乐工、歌姬合作创作了不少新腔，大多是表现都市生活的慢曲长调。柳永将六朝隋唐小赋的技法引进到填词的领域。他擅长用层层铺叙处处渲染淋漓酣畅的写法，迥异于崇尚含蓄、讲究韵味抒情诗般的传统词作作法。得益于较为新鲜的时代风貌，通俗易懂，所以具备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故而风靡一时。赢得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语录》）的盛誉。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善用“影”的词人张先，没错，就是那个被苏东坡写诗嘲讽为：“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张先。张先其人，做过官，但没有晏、欧那么大的官，但又不想柳永那样一生仕途坎坷。其词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清陈延炤《白雨斋词话》），大约处于两派之间。

　　宋词发展到柳永这里，终于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但这转变是有限的，只是翻新了词的音乐形式而已，并没有从内容本质上突破“艳科”的藩篱。因此，从更高的层次来给宋词划分流派的时候，人们还是将柳永与晏殊，欧阳修等一并划入“婉约派”的阵营。宋词中拓宽意境，扩大表现词的表现功能，并实现像写诗一样自由的变革，则寄托于即将出现并发展壮大的“豪放派”。

　　“豪放派”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与晏殊欧阳修同时期的范仲淹。范仲淹出身贫寒，发达后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他曾经亲率宋军抗击西夏的武装入侵，又主持过”庆历新政“，后又因故被谪贬，在洞庭湖畔写下千古雄文《岳阳楼记》。范文正的词仅五首传世，却颇有新意：如《渔家傲》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悲凉为看慷慨：《剔银灯》借咏史发泄政治牢骚，于诙谐中见狂狷。这些在当时以风月为主的词坛上无异是震耳发聩的雷鸣。

　　时间进入北宋后期，改革家王安石，一方面在创作上步范文正之后，一面又在创作理论上向词必须合乐的传统观念发出来挑战。他说认为：“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这句话实际上是以破为立，”豪放派“的创作纲领已经呼之欲出了。”豪放派“要解放词体，打破“诗言志”而“词言情”的题材分工，冲开“诗庄词媚”的风格划分，就必须松开束缚着此的音乐枷锁，这一点上比王安石略晚一点的苏轼走的更远。

　　苏轼把词当作句读不葺的新诗体来创作，所以“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陆游《老学庵笔记》）。他在词作里怀古伤今，谈玄论史，抒爱国之志，叙师友之谊，写田园风光，记遨游情态，“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苏轼的词时而豁达开朗，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悲凉沉郁，时而平易随和，“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止”（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轼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宋词的第一个高峰终于出现了。

　　虽然“豪放派”已经有了苏轼这样的大家，但北宋末年的词坛依旧是以“婉约派”为主，就连苏门中最受苏轼喜爱的秦观也是“婉约派”，词风学的是柳永。在北宋后期的婉约派词人中，秦观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一位。秦观的词特点鲜明，只需用中音清唱，以浅墨淡抹旋律却有一种沉重的咏叹。他的佳作既达到了“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好言语”（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晁补之语）的赞赏，也赢得了士大夫们的交口称赞。

　　北宋晚期的另外一个“婉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则是掌握朝廷音乐机关的周邦彦，他在继承柳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婉约词的艺术形式。其词作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严格的规范性。其词作字句较整饬，呈现为格律化的定形。2、音律的繁复性，作为朝廷最高音乐机构的掌门人，周邦彦的词作往往在一曲中多次转调，这就必须处处留意字声，平上去入，阴阳轻重，各用其宜，不容相混。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说读周词“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慢声促节，繁会相宜，清浊抑扬，辘轱交往”。3、柳永的词大多平铺直叙，大开大合，而周邦彦的词刻意出奇，人为地制造曲折回环。

　　作为同一时期的婉约派高手，大概是秦观之词作大多轻灵醇正，而周邦彦的词作则是凝重老辣。北宋婉约词人，周邦彦最晚出现，集婉约派之大成，开格律派之宗风。

　　与秦观、周邦彦同辈且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位词中雄杰贺铸贺鬼头。他是北宋唯一从武官里脱颖而出的著名词人。所作词取材广泛，风格也不拘一隅，婉约豪放兼收并蓄，如杂花酿蜜，自称滋味，合金铸剑，别有锋芒。

　　时间荏苒，北宋在靖康耻中被终结了，此时的士大夫们爱国的仁人志士们迅速聚集到了豪放派的旗下，宋词最辉煌的一页在铁与血的浇灌下终于来临。最早的爱国词作者很多都是战斗在抗金一线的名城战将，民族英雄岳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词作流传至今仅剩下三首，但首首都与抗金相关，字字玑珠。尤其是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光昭日月，气吞山河，不仅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更是在后世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时候激励过千百万人。

　　南宋早期爱国词人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是并称“二张”的张元幹和张孝祥。高宗绍兴年间，张元幹不畏诛连，写《贺新郎》为因反对议和请斩秦桧而迫害的胡铨饯行，竟因此获罪，受到销籍除名的处分。“兴隆北伐”失败后，投降派得势，遣使向金人乞和，张孝祥满怀悲愤地在健康的留守宴上赋《六州歌头》，使主战派大臣张浚伤心罢席。

　　怒浪排空的爱国词作潮，至辛弃疾出而达到巅峰。出生在北方的沦陷区的辛弃疾，青年时期就参加义军，献身于抗金复国的大业。南归后，却始终得不到朝廷信任，仕途坎坷，壮年竟然被闲置与乡里达二十年之久，北伐宏愿蹉跎成空，一身文韬武略无处发挥，一腔忠愤只能尽托于诗词。无论是登楼远眺、寒窗夜读亦或旅途书壁、归隐题轩，无论是移官留别、饯客赠行亦或元夕观灯、中秋赏月，无论遣兴写怀、侑殇祝寿亦或抚今追昔、论史谈经，他那横戈跃马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豪情壮志、那长期郁郁不得志的压抑之情，都随时随处一触即发：击筑悲歌，不让荆轲《易水》，揭喉高歌，不输刘季《大风》。

　　弃疾那浑厚苍凉之气，那支雄奇奔放之笔，不但音乐曲子束缚不住，连词最起码的句度也无法范围了，浩叹沉吟，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比苏轼的“以诗为词”更进一步，干脆解放词体，“以文为词”，从此散文句法在填词中也行得通。辛弃疾词作的特点远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北方金国占领区的“归正人”，颇受猜忌，动辄得咎，所以一些复杂的感情和过激的言论便于直接吐露，又由于他饱读诗书，胸藏万卷，学识博大精深，所以在词作里大量用典，甚至于生僻典故、经史子集都能信手拈来，往往还有出神入化之妙，这种词作法无疑扩大了词的意蕴容量和艺术张力。

　　与辛弃疾同时的爱国词人，长者有陆游，平辈有陈亮，后进有刘过。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不以词作特别著称，刘过学辛弃疾而唯有突出的个性，故不做介绍。只说陈亮，他是辛弃疾的密友，人才相若，唱和之作颇多，词风亦相近。所不同者，辛弃疾为朝廷命官，不能直言无忌，因此词作多化刚为柔，更见沉郁顿挫；而陈亮身为一介布衣，无拘无束，所以敢于大声疾呼，直抒胸臆，他以策论、檄文为词，横放肆虐，痛快淋漓，虽不及辛弃疾词作雄浑雅健，但自有黄钟大吕之音。

　　南宋早期的“婉约派”，出名的只有一位出类拔萃的易安居士，她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优秀的女作家。李清照一生和创作横跨两宋，她的词作在艺术上的造诣主要是能“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清彭孙遹《金粟词话》），词淡而味醇厚。为此，她获得了“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清沈谦《填词杂说》）的高度赞誉。

　　南宋中后期，词坛风气又如北宋中后期一样，在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里“婉约派”又开始大行其道，最著名的莫过于姜夔和吴文英，他们是格律派的仅存的两颗硕果。姜夔吴文英二人都是游走于豪门贵族的清客词人，他们都精通音律，长于言情咏物。词作格律严谨，音韵响亮，措辞高雅，造句新颖，深得周邦彦之真传。就技法而言，姜夔受“江西诗派”的影响，显得峭拔，而吴文英受晚唐诗风影响，显得密丽；就风格而言，姜夔似疏梗白荷，幽香冷艳，而吴文英则如千叶牡丹，复瓣浓熏。他们虽然在南宋词体和辛弃疾成三分鼎立之势，但不如稼轩那样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息息关心，所以，名气还是较稼轩弱上几分。

　　南宋晚期，有不少文人雅士是沿着姜、吴的道路继续向前走的，其中周密和张炎两家值得注意。周密号称草窗，词风接近吴文英，因吴氏号称梦窗，后人遂有“二窗”之称；张炎词集名《山中白云》，遵从姜夔，姜氏号白石，后人便以“双白”并称。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南宋晚期，“豪放派”中没有产生能和姜夔吴文英抗衡的大家。可围绕着抗击金人和蒙古南侵的斗争，爱国词人们一直在呐喊，他们中较为出色是刘克庄和陈人杰。刘克庄和刘过号称“二刘”，同属辛派嫡系，气词风酷似稼轩，但功力未逮，浑厚不足，粗豪有余。陈人杰词作仅存《沁园春》等三十一首，但多为忧时愤世之辞，锋芒毕露，大有陈亮遗风。

　　南宋在南渡一百五十年后，终为元蒙所灭，在徐徐落下的时代大幕下，不同流派不同气质的词人们，同台演完了宋词历史上最后的一曲悲剧。此间名家，大约有文天祥、刘辰翁、蒋捷等。诸人处境有别，性格迥异，故词风各有不同。文天祥孤军抗元，兵败被俘，英勇不屈，从容就义。刘辰翁在宋亡后不肯俯首伺仇，所做词多为痛掉故国，骨骼坚遒。蒋捷周密入元后隐居不仕，保持了民族气节。就在这立体的多重奏中，宋词完结了她三百多年的曲折历程。

　　作为一个宋词爱好者，此文仅做抛砖引玉，目的是消除部分读者对于宋词的误解和偏见，引起大家对宋词的爱好。

唐诗宋词元曲各2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对月情有独钟，与月结下不解之缘的民族，因此月在中国历史文化艺术中有着显赫的地位，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这种显赫地位和深厚内涵又集中体现在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唐代的诗歌中。据统计，李白作诗1059篇，其中341篇提到月，也就是说，李白每三首诗中就有一首笔触要融入月的意象。李白对月的痴爱由此可见一斑。据传，李白之死就是为捉水中之月而死的。不只李白，杜甫、王昌龄、李商隐、孟浩然等等唐诗大家，诗作中都写到过月。有人说，在唐代，诗之所以有盖世名声，实在离不开月的推动和烘托。

　　 那么唐诗中的月都有哪些意象，包含了作者怎样的情感情绪呢？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时间意象中的月是诗人对时光如水，生命易逝的感伤，对历史长河亘古渺远的叩问。岁月悠悠，天地茫茫，千年万年，世事沧桑。人作为天地间万物的灵长，仰望夜空，明月皎皎，自然引发无穷的思考，思考宇宙的起源，思考历史的兴衰，感悟人生的意义。

　　 李白从“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醉意中探索“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生命哲理，张若虚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发问中引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感伤，江月无情，历史无情，在“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无可奈何中，诗人们只好浩然长叹――悠悠万世，那轮皎洁的明月长挂碧天苍穹，毫不吝惜地倾泻着邈邈银辉，它晚升朝隐，与人总是若即若离。今人看不到古时的明月，古时的人也看不到今天的月亮，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面对亘古如斯的明月，诗人们不觉感慨系之，引发了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把宇宙的浩瀚无际、时空的苍茫无限与人生的短暂渺小巧妙融合，抒发了永恒与无常之悲。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刘禹锡漫步石头城下，由这“旧时月”想到了古时人，由历史而感慨现实，由对六朝兴亡人事变迁的慨叹而让人悲伤起朝廷昏暗、权贵荒淫、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机四伏的中唐。

　　 二、边塞意象中的月是对苍茫悲壮的边塞风情的点缀，是对征夫思妇的一种心理慰藉。唐代的边塞或处大漠，黄沙漫漫；或据高山，偏僻苦寒。往往人烟稀少，凄凉萧条。漫漫长夜里和边关、戍楼、长城、羌笛相伴相和的只有那空中的明月，它是那么晶莹，它是那么明亮，引起诗人或美好、或凄凉、或悲壮的感情激荡。“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雄浑苍茫，“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俊朗壮阔，“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幽远绵长。在这里，月作为一种语言形象，把环境点缀成了苍茫悲壮的边塞风情，也把边塞这个地理名词转化成了艺术上的心理空间，从而赋予边塞诗更加博大阔远、浑融丰腴的意境，给人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

　　 不仅如此，月还是那些戍守边疆的征夫、苦待闺中的思妇的一种寄托和倾诉对象，月是他们的一种寄托和幻念，千里相共，愿随孤月，流照亲人。沈如筠《闺愁》中的思妇“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王昌龄《从军行》里的征夫“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你看，月不是成了客寄诗中抒情主人公思念情绪的信使了吗？

　　 三、情感意象中的月是男欢女爱的见证，是愁绪满怀的倾诉。自古以来月就被用来写爱情的甜蜜，写思乡的愁怨。月光溶溶，让约会的情人尽享生活的美好；月色朦朦，让离别的爱侣感受思念的煎熬，月影幢幢，让游子的心头平添无限的感伤。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多么温馨缠绵；“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多么痴迷情深！“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这是分别后的惆怅；“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这是回忆中的酸楚。爱情由于凄迷月色朦胧月光的推波助澜，在唐人的诗歌里成了永恒的主题。“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白居易用最浅显通俗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思妇盼归图――痴心的女子斜倚在雕梁画栋的阁楼窗外，仰望月空，形单影只，百无聊赖，一腔思念与怨恨绵绵无绝期，只有到心上人回来的那一刻方能罢休。这里的月是相距千山万水的恋人惟一能共同欣赏的景物，满怀心事只能与月倾诉，这里的月是相思之物。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圆象征团聚，月缺寓示别离，团聚也好，分离也罢，诗人常常借月把一腔愁绪挥洒得含蓄凄迷。孟浩然有“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的孤寂，王建有“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深沉，白居易有“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直抒胸臆，钱起有“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飞来”的郁怀难耐。李白在“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中，把对王昌龄的一腔思念化作奇思妙想，请明月清风代劳去夜郎转达自己的问候，寄托自己对老友的牵挂与思念。

　　 唐代的诗坛大师云集，名篇层出不穷。诗人们把自己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爱情的礼赞，对生命的叹息，对命运的无奈都融入月的世界里，在月光笼罩下倾诉一腔情怀。不论是悲、欢、离、合，都融入朗朗的明月，在物我合一中达到灵魂的飞升，以至于今天的我们读来仍余韵袅袅，荡气回肠。

唐诗宋词元曲各3

　　摘要本文阐述了宋代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及本民族的历史影响下的宋词的发展，用以加深我们对宋词的了解。

　　关键词宋词政治文化宋词发展

　　任何一种文学艺术都有它产生的特殊条件，宋词也不例外，而这些特殊条件在构成了宋词的特质时也拟定了它的发展方向和轨迹。

　　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特征，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最高艺术成就之一。宋词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但它并不是一步就走向辉煌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宋代的社会生活、经济繁荣和政治活动以及本民族的历史共同构造了宋的政治文化，他们是构成宋词的特征也拟定了宋词发展的轨迹。

　　一、宋代的政治文化与宋词发展

　　在宋朝，文人既是文学的主体同时也充当政治的主体，这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成熟的主要表现之一。那么形成这一政治文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宋代物质生活的富足为士大夫提供了享乐生活的条件，而由于学术，艺术的兴盛，宋人开启了从诗艺，学术角度把玩文学的风气，这种风气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环境。

　　作为宋代社会上层建筑的宋代思想界的种种发展变化深刻的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并通过文人心灵这一媒介，对宋代文学独特的思想面貌和审美方式的形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形成这一政治文化与当时的政治政策有着不可估量的关系，宋王朝，崇文抑武，宋太祖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就可怕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宋朝“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虽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也积极的促成了宋代文化的高涨，造就了一批批既是官僚又是文学家的的新型文化人，宋代文人地位的空前提高对宋词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两宋王朝是出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民族融合和民族冲突的时期，民族关系复杂，这样的民族关系牵动着宋朝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的宋词的特色形成。

　　宋代的政治活动也时刻影响着宋词的发展，宋代这些集政治、文学、经学于一身的士大夫们亲身参与政治并通过宋词这一文学形态的媒介，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渗透到文学创作之中，决定了创作的趋向。像晏殊、欧阳修、范仲淹、柳永、张先等生活在“承平”的年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多是台阁重臣，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比较顺利，主要是享乐意识和乐极伤悲后对人生的反思。他们的艺术作品意境雄浑，有纵多的艺术圆熟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主的审美规范。

　　政局动荡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这时期的宋词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自靖康之难后，金兵入侵，江山不保，繁华流水，这时的文人们慷慨悲歌，震臂激昂，报负着收复失地的雄心。南渡词人们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像李清照、朱敦儒、张干元、叶梦得、陆游、辛弃疾等人。稼轩词如钟鼓之响豪迈奔放。李清照的《声声慢》则表现出其家破夫亡，受尽劫难和折磨，写出了人生如戏的命运。周敦儒的《卜算子》记录了他南逃的行程和感受，突出了漂泊流离的苦难伤悲，从侧面表现出时代的悲剧和社会的苦难。

　　二、宋代的经济繁荣与宋词的发展

　　宋代的经济繁荣与宋词的发展是相当密切的，一幅流传至今的《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宋朝的社会风光的富足和繁荣，宋初的百余年间国家相对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冶金业、造船业、纺织业、印刷业、制陶业、制盐业、医药等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繁盛，纸币的流通，商行的形成，城市，城镇乃至草市的兴盛，以及海外贸易的增加，都是宋代繁荣的明显标志。这种繁荣经济带动的社会的繁荣，这样的情况下物质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了，这时滋生了以娱乐为目的的各种文艺形式，宋词也是其中之一，宋词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的真实情感的表达和本性的恢复，词人们流连于歌舞宴会，在游冶赏乐中品析人生，欣赏自然，任凭心灵自由歌唱词中充盈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词作为士大夫们宣泄内心的渠道，抒发了他们纵情享乐时的缠绵绮丽。其中大官僚如晏殊、寇准、韩琦、宋祁，乃至谥为文正的范仲淹、号为理学名儒的司马光，都有艳词绮语流传，跟有柳三变一生厮混在妓女中，过着依红偎翠、浅斟低唱的生活。然而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不仅仅满足着舞榭歌台，也出现了如苏轼自抒逸怀浩气的词作和倾吐豪情的稼轩词。民族矛盾激化的南宋，豪放词人一改顾影自伶的低吟浅唱，开始了高歌戎边抗敌的壮志豪情。当然还有些对城市生活阔场景展开描述的，如张先的《破阵乐.钱塘》《宴春台慢.东都闽使上》等，柳永的《望海潮》描写了杭州风景如画的场面，他的《倾杯乐》《迎新春》《透碧霄》《笛家弄》等则是描写大都市东京的气派的。反映了丰富的城市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

　　三、本民族的历史与宋词的发展

　　宋王朝在民族关系上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而这种特殊的境遇，对政治文化形态始终是一个敏感关键的因素。宋词作为宋代文化的代表，当时特殊的民族关系必然会从不同的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宋词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色。直接影响有民族关系的突发事变或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迅速的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成为文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如靖康之变和南宋亡国前后的词坛变化以及南渡词人的出现。更多的时候，这种影响是通过政治和文化的中介而作用于文学的，由民族关系而引发的政治斗争通常将决定身兼文人官僚学者的士大夫们的命运和处境，这些都将影响到文人的思想构建并影响的其创作的宋词的内容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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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元曲各4

　　意象在诗歌分析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意象是诗人在知觉基础上形成的、融入主观情趣和美学理想的客观物象的映象。

　　 从客观存在上讲物象有限，意象无穷。比如月亮本身只是物象，只有在各种情境中被观照、被表现的月亮才是意象。但是，在传统诗歌里，因为人们经常用“月”来表达特定的情感，它的意象就被比较的固定下来。在古诗中，“月”作为一种意蕴而想象的视觉、感觉的自然景物，能够为意象的塑造丰富深化某种特定的意念，从而阐释、实现“言外之意”的深层内涵。

　　 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白居易的千古名篇《琵琶行》里面的“秋月”描写不同凡响。

　　 诗歌中共有五次写到“月”。开篇诗歌就以“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的诗句来渲染饯别的悲惨。在枫叶飘飞、荻花凋零、凉风瑟瑟的深秋时节，作者和朋友饮酒作别。

　　 月色朦胧，醉意朦胧，一轮昏黄的月亮浸泡在江水里，仿佛是泪眼，又像月会随水流去。这里的月，起到渲染烘托诗人感情的作用，而且还为下文写“忽闻水上琵琶声”的惊喜埋下伏笔。

　　 “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艺使白居易和他的朋友们陶醉。一曲琵琶声息之后，人们沉浸在美妙的乐曲声里，声已息而意未尽，甚至连水面都无波痕，皎洁的秋月烘托了四周的寂静，表达了听众如痴如醉的情感。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秋月春风”写出了时间的流逝，浓缩了琵琶女卖唱人生。感慨幸福人生的短暂，写人的老去、失宠，衬托寂寞与孤独。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写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后的生活场景，用月来衬托人的孤独、凄苦。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作者听了琵琶女的苦诉之后，因同病相怜而自叙身世。这两句诗实际是白居易悲惨孤独苦闷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白居易屡受排挤，被贬官异地，人生旅途上无丝毫快乐可言，再加上忧国忧民，心情自然沉重，怎么还有闲情雅意来沐浴春光，观赏明月呢？美好的场景，孤独的场面，反衬人的寂寞。

　　 古诗中的“月”含着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抒发思乡怀远之情

　　 人们以月圆比喻人的团圆，以月缺比喻人的离别。“月亮”象征思念，包括思念家人、思念故乡，有代表性的是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二、表现美好的、纯洁无暇的感情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升。潋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里的“月”代表的是爱心的传递。比如李白的《玉阶怨》把月亮引申为晶莹剔透的境界，以自然的纯洁对应人心灵的纯洁。“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把月亮作为最美好、最纯洁的象征。

　　 三、对人生短暂的悲伤，抒发愁苦之情

　　 在自然界中，月明月阴，月圆月缺与圆满、欠缺等事物异质同构。在古诗中，月是有情绪的，诗人笔下的月便常常与悲欢离合的情感相联系了。曹丕“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谢灵运的“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的诗句表现了哀愁的心绪。唐诗中有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凄清孤苦，还有孟浩然“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的凄恻孤寂，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蕴藉深沉，白居易“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潸潸泪下，钱起“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飞来”的郁怀难耐……月作为愁绪的意象，构思巧妙，笔法空灵，意趣含蕴，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和惝恍迷离的艺术氛围。

　　 四、展示广阔情怀

　　 古人借月状景，抒写辽阔，比如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以及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咏月的佳句，充满了诗情画意，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妇孺能诵。唐人的边塞诗，创造了一种博大阔远、浑融、丰腴、完满的意境，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雄浑苍茫，高适“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的开朗壮阔，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浩渺闲雅，王昌龄“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的雄心忧患，都给人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

　　 月作为一种语言形象，把环境点缀成了苍茫悲壮的边塞风情，也把边塞这个特征性的地理上的物理空间转化成了艺术上的心理空间。明月可以跨越时空的隔绝表现空间之美。

　　 古人何以对“月”情有独钟。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月亮是一样的，因此认为月可以超越空间，正所谓“天涯共此时”。所以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诗人，无论是婉约派还是豪放派，无论是诗还是词，都喜欢借月托情。面对同一轮明月，抒发的感情却各不相同：有感叹世事多艰、光阴易逝的；有排解怀才不遇、慨叹宦海沉浮的；更有表达对理想的追求：“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唐诗宋词元曲各(锦集4篇)